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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谈严肃话题，我的话特别多，我不喜欢扯废话。
我是个不太爱讲话的人，不够圆滑，我是沉默的。沉默有两个原因：我小时候生活在西安郊区，讲陕西话。说普通话有特别正经的感觉。我只会用陕西话骂人。你要是让我说陕西话，我话就会特别多。
我沉默，还与我学物理有关。物理要求人对什么事都不那么轻易相信，对什么事都要做出最终极的解释。当我海阔天空地做很多论断时，话一出口，我马上就会怀疑，从根本的原因上怀疑它有没有道理，能不能成立。我每说一句话，几乎都会这么想。这导致我说话磕磕绊绊的，做事情生硬，好像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人往往说得多，想得就少了，不能从事物的本来面目看问题。我变得比较内向。在一个沉闷的场合里，我不会打破沉闷的气氛，显得我挺死板的。
面对媒体我爱说话。因为说的都是严肃话题。跟我探讨严肃问题，我话特别多。我可以从根本上解释许多问题。在一些非正式场合，我就没话……老是觉得那都是废话。从物理上讲，从根本上讲，是废话。闲聊？我实在不会扯。
-我比较爱研究人的心理，经常驱散内心的“乌云”。
我是比较爱研究心理的人。关注我自己的心理，因为我的心路历程比较长。我经历过近乎残酷的考试竞争，压力特别大。那样的折磨之下，导致我在大学时练冬泳、跑长跑累了也不停下来，特别地极端。
另一种导致我对心理分析特别重视的原因，就是在美国时，处于完全不受重视的、文化杂生的异国他乡，这样的情况容易把一个原本心态健康的人，引向心理误区。
我的心路历程，是不断克服心理误区的过程。我必须要把自己的心理误区克服掉。如果克服不掉，也要知道如何从旁边观察自己。如果不这样，会影响到作为企业管理层的我的决定。
一个企业做什么样的决定，表面的道理背后，就是人的心理因素。心理因素中的误区，潜意识里缺憾的补充，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种心理误区可以追溯到5年前，10年前，甚至是10岁之前。我懂得并学会了不断把心里的一片片乌云驱散，让它变成明朗的天空。这样我会觉得特别安静。我在企业管理上所做的决定，完全是出于想获得商业成功的目的，而非某种心态下某种东西的驱使。
心理上的乌云往往不请自来。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乌云大兵压境，我会赶快将它围剿殆尽。我学会了严格的自省。
-我做生意、做人都追求水的品质，以退为进，以静制动。
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但我比较爱问为什么，特别爱思想，特别爱分析。这种分析来源于我的感觉与灵感，而非基于某些数据上的东西。
我比较容易关注别人的内心感受。爱听别人说，有点儿诚惶诚恐。整天想揭开一些真实的东西，否定一些东西。我深刻地注重追求真实。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特别地理性。有些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能容忍语言上的不严谨。语言有时不太能反映确切的概念。
如果用另一个词来表述我的性格，我算是迂回型的人，而非冲撞型的人。如果用拳击和太极拳比较，我则是推太极拳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事件的发生，其中的参数很多，比如时间、地点、人物等等。拳击式的碰撞，是把时间的因素考虑在外，一瞬间动作就完成了。从物理上讲，时间不再是个变量。
而太极拳的动作，等于在维数上又加了一个时间的坐标，空间的维数变大了，你迂回的地方会多，解决问题的余地会大。时间轴控制得好的话，一切都会于不露声色中得到解决。有时相应的消极与被动，可在时间上选择出击，会取得很有效的效果。
这个世界往往给我们假象，貌似强大的人，往往是脆弱的人。
一块坚硬的顽石，可能没有力量动得了它。但水却可以冲走它，包围它。我做生意、做人都追求水的品质：可以迂回，以退为进，以静制动。
-我天天做“脑体操”，世界上没有我理解不了、做不了的事。
我执著，我不太变，跟我是西北人有关，也跟学物理有关。
出生在西北，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是黄土地与蓝天，不是喧嚣的尘世。色调、景物、声音都比较单调，很多东西是凝重不变的。我潜意识里的许多东西就是不动的、不变的，它牢牢地钉在我的脑子里。面对不善变的一切，我养成了对本质、本源、深刻的东西追求的习惯。
我决不会因为狂风下雨、风吹草动，各种变化影响到这种习惯。
我是个标准的地域人，有典型的西北人的性格特点。
我以前一直不太相信学科对人的影响，以前我只相信0到10岁对人终生的影响。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人学什么会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看到任何东西，都会用物理的方式思想。我深刻地怀疑一切。我追求真实，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我看到一个装毛巾的小筐，马上会想到它的稳定性，支点在哪里。
我看月亮，不会想到什么浪漫的东西。会想到它是个星球，由于太阳的反射使它发光。
看到一个人，我会想到它是一堆分子的堆积。
蓝色的天空让我想到蓝色是高频率的光，想到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太阳经过空气时，经过空气分子的反射。
我整天冥思苦想，天天做“脑体操”。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理解不了的东西，永远没有心理上的抵触感。也不会觉得世上有什么事太难，让我做不了。
我远离伤感的情绪。我只对一些深层的东西感动。我从不会因委屈这种情绪而伤感。这世界有它自己的规律，有它的规则，有它发生的原因和结果。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终极的裁判来判定你是对是错。
我受不了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的自卑感，这种东西渗透到了血脉里。
最让我望洋兴叹的问题，是中国人无法超越在西方人面前的自卑感。这个鸿沟我此生都无法逾越。西方的发达导致我们从里到外，深刻地觉得中国人不如西方人。即使我克服掉这种感觉，我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克服掉。
即使中国人克服掉了，美国人也没有克服掉。美国人有一种趾高气扬的感觉。即使他们宽宏大量的表示，谦和状态的骨子里边也是一种傲慢。到了本质的利益之争时，他们基本的假设永远是自己对，哪怕他是错的。你再深刻，再明白，也扳不过来。这件事我比较恼火。
具体到生活上，如果一个美国人的中文说得特别好，在场的中国人会报以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掌声与感动。这里面处处包含着对美国人的崇拜感。
一个女孩，如果你找个不发达国家的人，就会觉得他又脏、又笨、又烦，难以对他产生感情。但对一个美国人，哪怕是犄角旮旯儿的一个人，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也觉得他好。
我碰到过这样的例子。我要是带几个美国人谈判，对方肯定觉得美国人是我的老板，先跟他握手，我被冷到一边。一瞬间我感觉到中国人的自卑感，我马上就受不了。这种东西渗透到了血脉里。
真正不自卑，是谦和、公平，礼让，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决定尊重谁和不尊重谁。
我特别烦这样的事，比如我开着一辆车在前面，后面跟一辆“大奔”。后面那个司机觉得他开一辆特别好的车，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后面使劲按喇叭，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样的事让我深恶痛绝，从中我感到等级观念在人的脑子里多么深刻地存在着。我特别瞧不起这样的人。
-我总在想，人为什么活着。我对生活采取从容的、无所谓的态度。
我经常问自己一些终极问题。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许多年也没问清楚。现在我只找到了部分答案，搀杂着这样一些字眼：舒适、健康、运动、朋友、感情、保护我们的环境。
许多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即使他想不清楚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也会被生活中已经形成的责任和使命牵着往前走。是家庭、小孩让生活变得有所寄托、有所依附。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慢慢形成一个圈子，他在圈子中担任一个角色。他就成了社会人，社会人的角色被认可，他会觉得充实。
而我是游离于小社会圈子之外的人。比较小的时候去了美国，回来后过去的各种朋友圈子都被打散了。没有成家，没有小孩，没有街坊邻里这样一个小团体。
我的圈子就是搜狐公司，公司又是规范化管理，六亲不认。搞得我一直游离在固定的圈子、责任和义务之外。觉得生活就更没有寄托了，不能承受生命之轻，处于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的状态。年轻时有壮烈的感觉，现在我好像什么东西都看透了。
从物理学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是一堆分子，人的存在是偶然的。我不相信什么缘分，什么你的另一半。
就我来说，我的出现就是非常偶然的。我爸爸先去当兵，偶然决定复员，心生一计想学医。选择到西安而不是南京念书也是偶然的。在医学院又偶然认识了我妈妈，然后有了我。我存在是不是偶然的呢？
所以，我对生命采取从容的、无所谓的、随意的态度。
-我成功成名，但我觉得我因此受到的关注多得不够合理。
我现在活得比较快乐，比较轻松。这与成功有关，与被承认、被关注有关。人是需要被肯定的。很多人都关心你，你会觉得跟这座城市、跟这个地方的关联性更高。你对这个世界的兴趣会增大，你的生活更加充满了刺激和感觉。人累与不累就是这种区别。
我成功导致的是财富、是自由，我出名是增加一种社会关注度。10年前我在美国，我是那个环境的陌生人。一个外地人在北京遭遇的痛苦感觉、落魄感觉、一切与你无关的感觉，我都经历过。
豪华餐厅里吃饭的人，悠闲散步的人群，电视上演的明星、政变，全都与己无关。是一种生活在孤岛上的感觉。生活变得就这么回事。现在，自己成了在电视上出现的人，这种感觉太不一样了。美国我是不想再回去了。
我的名气让别人在我个人身上附加了太多东西。我的成功只是我某些方面比别人强些。但我受到的关注比这种“强”多很多倍。我常常觉得不够合理。因为我出名，一个记者能用两个小时来听我说话，而不谈他自己。
谈的内容跟我的相关性特别特别高，我说自己的事情也不费任何力气。而记者却要费很多能量来思考。从人类彻底平等与偶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
-我特别难以被人了解。我认识的女人肯定比男人多，我更了解女人。
我的朋友……现在多起来了。原来我忙着创业赶路，又多用物理思维，觉得一切都是偶然的，不那么重视朋友。但有时候人与人相识相知，也有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缘分，是应该珍视。我现在变得越来越珍视朋友了。
我很难说跟什么样的人容易成为朋友。我的朋友倒不一定欣赏我。但我的朋友我得欣赏，我喜欢比较内向、聪明、善于理解、不那么夸张的人。
我自己是个让人特别难以了解的人。
我是需要长期接触才能感觉到好处的人。
我朋友不多，同性朋友也不是很多。
我更了解女人。我认识的女人肯定比男人要多，所以……。也没什么刻意的原因让我这样做。
上学时当班干部，我也不是特别在乎，不怎么管事，比较无政府主义。那时还跟清华文学社有些关系。爱读些小说啦、诗啦，小资情调的，舒婷、顾城的诗。
本该浪漫的年龄我错过了浪漫。到美国以后，我玩得特别厉害：开车、海滩，在party跳舞，一种补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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