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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开发自己内在的可能性
 金庸先生是资深报人，是拥有最多读者的中国小说家。池田大作先生是国际著名宗教思想家和文化和平的“民间大使”。金庸与池田大作的这场对谈，可视作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两位优秀代表的世纪性对话。
金庸： 我曾和先生谈过，
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
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池田：先生曾经指出：因此而言，从香港人的精神去考虑，今次的回归祖国，对于香港是有好的影响的。
金庸：“从英国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回归自己的祖国”这件事，对香港人来说获得的精神支柱是正面的。其次，今后与中国大陆同胞交往之中，也会增加“爱祖国”的情绪。
池田：我们的愿望是中国人与香港人都会有“美好的未来”，但先生所强调的“拜金主义”的弊病，如今可是风靡世界啊！首先是在俄罗斯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此种倾向已是见怪不怪。
曾在数十年间带领人们与社会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崩塌之后，人们在没有指南针的精神大海中漂流。戈尔巴乔夫先生在同我的对话中（题为：《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也对这种拜金主义风潮的危险性反复强调。
他认为：究竟我们应该往哪里前进呢？以何方作为目的地？在没有方向的状况下航海，要找一个可以依赖的“法宝”就只有靠金钱了。
金庸：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开发自己内在的可能性
池田：最近，我从年轻的友人那知道，有关（苏联）“新思维改革设计师”之称的雅戈布列夫先生和荚奥纳尔多·达芬奇主持一个新的近况报道：《从马克思走向大乘佛教的（转变）
——阿历山多尔·雅戈布列夫》 ，这篇报道出自一份叫做《莫斯科新闻》的俄罗斯新闻周刊。
雅戈布列夫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之一，他对佛教抱着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记者曾这样问他，他答曰：第一，他们不承认外在的创造者是“唯一神”，而是在自身之中发现自我的神，也就是说，以通过自我完成或个人的觉悟来到达佛的境地作为目的。
我对这种思考非常接受，那不是相信什么人都可以成佛，而是认为每个人之中都隐藏有自我完成的可能性，自己必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这种思想大大的吸引了我。
我国人们经常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处于下层的的祈求那些高高在上者，譬如皇帝、将军或总统来拯救他们。对这种想法我感到愤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努力去创造吧！相信自己的可能性，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方面得到恩赐！
金庸：佛教的学说中本有“自力”或“他力”的论争，最后肯定，“自力”是佛教的精义要旨，与基督教祈求上帝恩宠（Grace） 大大不同。
池田：“不要期待从权力或其他地方得到恩赐”——以此来为“恩赐”作注脚，真是妙哉！总而言之，若将人的“内”与“外”来划分的话，人们的目光会不断地向“外”注视。
意识形态的围墙崩塌后，以俄罗斯东正教为首的一部分宗教恢复他们的权利，可是社会的趋势是倾向“权力”、“金钱”、“物质的价值”等人间的“外”在方向，而忘记了“开发内在”的因素——对这个倾向的危机意识，雅戈布列夫先生十分强调。相信他对佛教的共鸣可说是源于这种危机意识。
当然，经济是很重要的，金钱也是必要的，但若是只追求这一方面，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满足感。不是应该再一次将焦点放在人的内面吗？不单只是经济的满足，而是要认真思考“如何令精神富裕起来”的时期正在到来的吧！您在访问创价大学时也曾对此一问题作过剀切的论析。
金庸：现在社会的大多数人被物质的丰富所目眩，重视的是商品的拥有和消费价值，却不重视精神的价值。与以前相比，我们的物质生活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却未必一定会生活得更富足。人的幸福和不幸是不能以金钱或物质的多寡来计算的，须以内心的满足程度与精神价值来衡量。
真正的近代文明必须这样重视精神和人格。倘若人人都将商品或物质作为追求目标的话，由于物质有限而人的欲望元穷，就会演变为夺、掠夺、斗争、战争，更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吧！
为了回避这种大灾难，就要发展、创造精神和人格的价值，对之日益重视，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如果人类的精神和人格渐趋崇高，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否定掠夺行为，这难道不就是产生恒久和平的根源吗？
池田：“得陇望蜀”这句成语，指的是人的欲望是会得寸进尺的。去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新闻周刊》曾发表《理想的社会在哪里？》一文，在文章开头有这样一段话：“日子已过得不错了，却谁都怀有不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矛盾（paradox）。”
然后是经济的繁荣和个人的自由、劳动条件、卫生状况、社会保障制度、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等等，“一言以蔽之，美国已成为容易居住的国家，可是老百姓仍臭骂国家领导人，对将来感到悲观。”物质文明可谓世界第一的美国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国家，人类必须从这种迷妄中清醒过来！
金庸：我也深以为然。我们必须克服的是，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的那种可无限膨胀、永远无法知足的欲望。欲望可分“好的欲望”和“坏的欲望”，不知足的欲望就是“坏的欲望”。东方哲学的精髓就包含跨越这种“恶欲”。
池田：我们在谈到香港的回归问题时，您曾强调中国的精神文化价值，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金庸：中国的精神文化，譬如可从儒家的道德方面学到不少东西，儒家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就是由自我革新开始，最终向着世界和平的思想作为目标的。
从佛教中去学习则更易领会，可在学习佛教的基本教导中致力“成为善人”、“行善”的人生，从而形成不只为自己个人，而是“为他人贡献”的人生，从而形成不只为自己个人，而是“为他人贡献”的心。
因此，对于香港国际创谷学会及其他地区的创价学会的各位会员，希望能将“精神价值”、“正确的价值观”向更多的人宣未。我衷心地祈愿你们作出努力。
池田：这对于香港国际创价学会的会员来说是一种激励，面临世纪之交，我们面对迫近眉睫的选择，是在“物质的谷值”任被翻弄的计会？还是以“精神的价值”来照耀、引导人的内在的社会？我们应该留给后世的人们一个无愧的历史。
皈依佛教与生死问题
池田：适才我们谈过雅戈布列夫先生与佛教的话题。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起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之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
他曾经感伤地缅情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Man's Concern With
Death）。其中有汤恩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这篇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
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
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
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宗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
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者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
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能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念，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之前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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