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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尽管尹明善不会骑摩托车，可他依然羡慕这充满速度与力量的骑手职业：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不停地进取与超越。
正是凭借这骑士般的精神，尹明善在自己的人生坐标上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我是带着“原罪”降临在人世上的，因为出生在重庆涪陵一个小地主家庭，解放初，我被“运动”到郊外一座荒山上，在一间被人弃置的茅屋里，与50多岁的老母相依为命。为了谋生，12岁的我做起了被当时的人们所不齿的货担郎，从一个好心人那里借了5角钱，卖起针头线脑。
也是在那时，我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通过卖针，我居然学会了现在才时兴起来的资金的调用和拆借。我起先是在乡下卖掉针，赚着钱后再到重庆进货。一位相识的卖鸡蛋的年轻人则是先在乡下拿钱收购鸡蛋，然后运到重庆卖掉。
我便和他商量，采用融资的办法，把两人的资金合在一处，我把在乡下卖针得来的钱都交给他，这样他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他卖掉鸡蛋后再把钱交给我，我又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一年下来，我居然赚到当时对我来讲可谓天文数字的几十元钱。
有了钱，母亲的生活有了着落，我便赤手空拳到重庆求学。不仅考上了公立中学，还因成绩优异获得助学金。在校园里，我如鱼得水，成绩年年最优。
高一上半学期便自修完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下半学期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高二甚至解答出当时数学界的一些顶尖难题。我还自学音乐作曲，作为女篮教练为学校夺得全省冠军。我经过努力，第一次走出了命运的夹缝，驶入人生的快行道。
直到今天，重庆一中一位老教师见着我还不无惋惜：不是历史的错误，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当然，我没成数学家，1958年春天反右复查，正在读高三的我因被揭发有右派言论而被踢出学校，1961年升格为反革命，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朋友反目，恋人断交，从此牛鬼蛇神一做20多年，进步年年无望，运动场场有份。
命运的大门又一次关闭。我想起一则寓言：一只猫刚走进一间屋子，一阵风吹来，门自动关上，猫被困在屋里。怨天尤人，困兽犹斗是徒劳的，聪明的猫会时时保持蹲伏的姿态，等待一阵风再度吹开这扇门时，一跃而出。我就是这样一只待机而动的猫。
在工厂劳动期间，我有两大怪：一是学什么都特别快，当时学车工是三年出师，我只要一个星期，两星期就可以带徒弟。
原因很简单，别人下班休息的时候，我却在恶补有关车工的书籍；第二怪是工作效率特别高，别人给鞋修毛边一天撑死30多双，我却能修150双，说穿了也不稀奇，我在工作前先花时间设计和改造工具，工具改进了，速度自然有保障。
那阵风终于来了。随着国家落实政策，我以优异成绩入选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成为教研组长，后又成为出版社编辑。当时重庆外办下属一家涉外公司出现亏损，经人举荐，我走马上任，一年便使企业扭亏为盈，企业大发展之际，我递交了辞呈。
1985年我创办了重庆教育书社，成为重庆最早也是最大的书商，我编辑发行的《中学生一角钱丛书》发行突破千万册，红透大江南北。
因为太顺了，当我在出版行业做了3年之后突然宣布放弃时，许多人都大跌眼镜。我的想法是，尽管当时这个行业活跃异常，但已是一眼见底，就当时形势而言，它注定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我退出是如此决绝，以至于当时有整整一仓库书没销，就直接把它们拉到废品收购站卖掉。
一考就中，一干就好，一好就跳，在许多人眼里，我成了一个怪人。可我心里很清楚，如果说以前我是被生活的潮水裹挟向前的话，现在，我该做自己真正的事业了，该象骑士堂·吉珂德那样，手持长矛，向命运的风车挑战了。
关注我的人都喜欢了解我最辉煌的这一段：我55岁之后，如何从一个万元户变成中国前50位的亿万富翁，实际这只是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
没有前面这些挫折和奋进，也不可能成就现在的我。之所以我没像许多人那样，被历史尘封20多年后，变成一堆“活化石”，就因为我一直在挑战，向环境，向命运，向自己。
采访札记
回来整理采访录音才发现，与尹明善的交谈时时被他数不清的手机铃声和车载可视电话的铃声所打断。
尹明善随身有三部手机，在车上他自嘲道：拿一部手机是小老板，两部手机是大老板，三部手机就是修手机的了。话虽如此，透过这些全副武装的通讯工具不难发现，在他亲手缔造的王国中，63岁的尹明善依然高踞金字塔顶端。
在力帆这样一个有浓重家族色彩的企业集团里，家族式管理一度为企业的稳定发展、内部的资源整合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企业做大做强后，如何实现产权明晰，如何实现所有权、经营权、决策权的分离，将是每一家民营企业不得不要迈过的一道槛。
但愿，下次见到尹明善，他能少几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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