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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品牌的打造者－张伟平访谈
11月17日上午10：00，亚运村 “新画面”的总部里，只有两
三个人影走动。离《千里走单骑》开机还有两天，这里仿佛是演出即将开始的舞台，只能看见大幕的轻轻晃动。
张伟平，沈阳长大，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军人。父亲毕业于哈军工，现任北航博士生导师，母亲是主任药剂师。这个来自双教授的高知家庭子弟，1985年还住在公主坟的空军大院时开始做第一笔生意。不拍电影的时候，喜欢请上各路朋友按照他制定的路线周游世界。
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为“信誉、真诚、一竿子插到底”。“《商界》、《环球企业家》、《中国企业家》都曾经用‘赌徒精神’这个词评价过我。”这是中国最成功的电影投资人、商人、张艺谋独一无二的好兄弟，但他说：“我最喜欢的角色，当然是张艺谋的好兄弟！”
就在张伟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前一周，一个由北京文艺界人士策划名为“帮张艺谋进步”的研讨会掀起了一次被娱记们称为“围剿张艺谋”的小小风潮，站在潮头高调辩护的张伟平再次成了媒体报章的主角；而这个采访结束后两天，他为张艺谋投资6000万元的新片《千里走单骑》在云南开机。
张艺谋对观众绝对是负责任的
《新周刊》:请讲讲你作为一个投资人看《十面埋伏》的观影经历？
张伟平:在剪接台上看的。张艺谋的片子我都是第一个观众。特别喜欢牡丹坊那场戏。融入民族文化，让人看了耳目一新。这是张艺谋的第二部武侠作品，《英雄》大场面多，《十面埋伏》就是讲一个“三角”。
《新周刊》:关于这个片子当时看完后有没有票房数字上的估计？
张伟平:没有。一是第二部武侠片。二是离《英雄》很近。你观察一下国际上的大导演，基本上没有第二部影片同样题材挨得这么近，其实《英雄》已经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感觉了，超越自己是最难的，《十面埋伏》毕竟是同类题材。
艺谋问我：“这个你觉得我们的票房大概能做到多少？”我说：“这个得操作，这个真的得操作。”因为这个不像第一部武侠片，老百姓看的是热闹。所以你看到采取了与《英雄》不同的操作办法。就是这样做《十面埋伏》才达到1.5亿元。
我当时作了最保守的估计，首映式有7亿观众，10%是7000万。我说呢，不用10%，5%就够了。100个人看了首映庆典5个走进电影院，就是3500万。《英雄》观影人数是1100万。就在这张桌子上我们开了无数的会议，我们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3500万观众，它的票房就远远超过《英雄》了。
《新周刊》:最后这个数字是多少？
张伟平:票房1.5亿元，观众其实是七八百万，一千万都不到。就是这样的宣传，完全是排山倒海之势，七八百万。
《新周刊》:你觉得这说明什么？
张伟平:我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一种忧虑。中国电影市场的观影人数不是逐年上升而是逐年下降，而且是呈大幅下降。首先我这是3个亿的投资，几十块钱的票。我觉得我是对观众负责的。
《新周刊》:《英雄》之后，为什么仍然选择了同类题材？
张伟平: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的剧本磨合最少要三四年。跟艺谋的合作，通常是他认为哪个剧本合适，经过我们的沟通，双方达成共识，就操作了。不是同时出来两个剧本供我们选择的。
《英雄》拍完了，就是《十面埋伏》这个剧本成熟了。这次的《千里走单骑》也是磨合了三年半。这个剧本如果不能用，张艺谋就意味着起码要等两年。
《新周刊》:《十面埋伏》首映式上，金城武和刘德华问：“导演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片子？” 张导演没有正面回答，你认为私底下他会怎样回答？
张伟平: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私下探讨。我想顶多张艺谋笑一笑把事给叉开了。私底下他会说，“《英雄》给我留下了一些遗憾，希望在《十面埋伏》中能够弥补。或者是《英雄》还没有过瘾。手上的剧本正好武侠片的好了，就像下锅的饺子，那锅煮熟了，你不捞它就塌了。”
张艺谋不是太商业了，现在的问题是还太不够商业
《新周刊》:作为商业片，《十面埋伏》是否存在低估观众的现象？
张伟平: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认为，观众如果真是像部分媒体说的那样，这部影片就没有1.5亿的票房了。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戛纳电影节。奥斯卡要是奥运会，戛纳就是世锦赛。全世界的发行商海外的观众都在那看到了这部影片，我们没有听到笑声、哄声。
在戛纳我们卖了一个最好的价钱。买我们这部影片的是好莱坞八大公司里面最有实力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索尼经典。这样一个在全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公司，如果这部影片真是像媒体说的低估了观众的话，那我们能低估了好莱坞制片商对影片的判断？
《新周刊》:西方对张艺谋这两部电影的评价，与国内观众的评价明摆着有很大差异，你怎么看这个不同？
张伟平:他们对电影的判断比我们更有经验这是事实，因为他们看的电影比我们多。我也不是说这个片子就是专门拍给国外观众看的，那样的话两个片子在国内就不可能拿到4个亿的票房。《十面埋伏》现在安排在美国的圣诞档期，《卧虎藏龙》都没有。
《新周刊》:为什么没有直接去了解观众的反映？
张伟平:哪些人代表观众？几个媒体几个记者？电影拍得好是个什么概念？最货真价实、最硬的道理就是票房。作为投资人，我认为没有市场和观众，再有艺术性的电影都是死路一条没有意义。现在我们许多电影就是没有人看，而且不是少数，是多数人不看。
所以我们不能去一味攻击张艺谋，认为张艺谋太商业了，太像个商人了。张艺谋现在还可以说是太不够商业。
如果中国能再多一点像张艺谋这样能拍出《十面埋伏》和《英雄》这样的影片，你可以问问北京广州上海影院的经理和发行总监们，他们都是资深的干了很多年了，他们肯定会说：“我们影院就有救了。”怎么样才能让观众掏出钱，去电影院看电影，才是中国电影业能否繁荣能否发展的关键。
不存在低满意度高票房的片子
《新周刊》:有观点认为，从商品角度，这两部片子是高知名度、低满意度的商品。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张伟平:说这话没根据，什么叫低满意度？他个人可以不满意，但是国外观众满意，国内的观众也是满意的多，否则我这两个片子也拿不了4个亿。他没有资格这样说，他拍一个试试，这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比如《十面埋伏》，真的像是专家们说的那样吗？不喜欢怎么卖出1.5亿票房？我认为我这个电影是高满意度的。没有高满意度就没有高票房，它是成正比的。不可能低满意度高票房，那观众都是弱智？观众不喜欢《十面埋伏》、《英雄》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我觉得荒唐。
《新周刊》:观众走进电影院，是不是就算一部片子的成功？
张伟平:是。作为投资人，一定认为观众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就是成功。影片的票房就完全可以具体代表观众。因为专家不投资拍电影。我关心的是我的投资能不能收回，如果我们的片子投资收不回来，就没有第二部了。
《新周刊》:客观上张艺谋的确对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起到了救市作用。但尽管如此，依旧是“吃力不叫好”，这其中有哪些可以总结的经验教训，让你们的下一部作品在这方面有所改善？
张伟平:哎……这个我还是真没有想明白呢。怎么说呢，我们中国对影片的评价，这种舆论环境……张艺谋不是神，存在不足很正常。我们也在不断努力，在下一部片子里弥补上一部的不足。这点我们一定会做。
《新周刊》:那你觉得最应该总结的是什么？
张伟平:这两部商业片。因为都是初步尝试。最应该总结的肯定是经验和教训，具体是哪些，我和艺谋心里很清楚。
《新周刊》:这个为什么不能跟公众分享？
张伟平:可能是不便跟公众分享。媒体能否代表观众是问号，不是句号。
全世界最成功的影片也有遗憾
《新周刊》:当前文化界对张艺谋的期待有没有脱离中国电影市场的实际状况？
张伟平:他们的讨论毫无意义。这种研讨就是纸上谈兵。对张艺谋最好的帮助，就是拍出比张艺谋还有票房的电影。张艺谋会反思，你怎么会拍出比我还有观众的片子。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对他的促进。完全是打着帮着他进步的幌子，攻击、诬蔑他。我都不说是嫉妒，是有点嫉恨。
《新周刊》:你对电影大师的定义是什么？
张伟平:他能够拍出——作为投资人我还是强调的——一定要有市场要有观众、震撼的、感人的、可以传世的、不朽的作品。我觉得艺谋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有待于好剧本的出现，我们还在不断地寻找和完善剧本，我们一定会拍出这样的作品——再过50年大家拿出来看，还觉得感动。我们现在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
《新周刊》:你自己喜欢看哪些电影？
张伟平:我喜欢看《角斗士》、《阿甘正传》这样大气魄的作品。但是不喜欢《珍珠港》。
《新周刊》:你认为张艺谋的作品里哪几部能代表他的“大师水准”？
张伟平:我认为，各种题材的吧。《红高粱》这种奔放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种压抑的、《秋菊打官司》这种一根筋的、《活着》这种深刻的、《一个都不能少》这种清纯的朴实的、《英雄》这种震撼的。
偶尔有一两部成功，那是容易的。大师，不应该只是一部两部，应该是各种风格的，每一部都很有代表性，都能在国内国际引起轰动、一路下来。这个艺谋做到了。
《新周刊》:《十面埋伏》与《英雄》是不是都有一些可以总结的不足之处？
张伟平:有，肯定有，电影一定是遗憾的艺术。别说艺谋了，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最成功的影片它也有遗憾，我觉得是多少之分，肯定有。
《新周刊》:《十面埋伏》比《英雄》多还是少？
张伟平:虽然都是武侠片，但是没有可比性。都有不足，这一点我们心里很清楚。其实这两部影片在剪接台上看完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跟艺谋就讨论过。所以，这个就是一部影片留下的遗憾。《十面埋伏》感觉留下的不足多一点。
很早以前，我们拍《一个都不能少》，我就跟艺谋说，我们以后要调整对象，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片子是给观众拍的还是给专家拍的？观众和专家一定不是同一个看法。我们最后定位的电影就是要票房，就是要观众。因为专家是不是自己买票进电影院是个未知数，我们拍出好看的电影，观众一定会自己掏钱买票的。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专家的夸奖？还是观众的支持？我们最后达成共识，我们需要观众的支持，需要票房。所以到《英雄》和《十面埋伏》我们调整了。
《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四部片子加一块都没有我们票房的零头。《英雄》是两亿五，这四部加一起在国内的票房也不到5000万。《英雄》在美国现在是5700多万美金。这四部在国外也就是七八百万美金。
《新周刊》:但当时的市场情况和商业运作手法是不同的。
张伟平:当时就算照现在这么运作也没戏。为什么？观众进去看着看着恨不得睡着了。所以，商业片就商业运作，文艺片就文艺运作。比如，这次《千里走单骑》我也不会采取《英雄》和《十面埋伏》这种大规模的运作方法。最可笑的就是，国内大骂的这两部片子，可是它们在国外给中国电影争光了，你承不承认？
别说在美国上映，你不花钱拿去试试，它给你放吗？你再想想中国，中国除了张艺谋，还有哪个导演，别说在美国，就算是欧洲，还有香港，人家会给你放吗？
投资人和导演本来就是一对矛盾
《新周刊》:《英雄》和《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电影探索方式是否只对张艺谋有效？
张伟平:应该对其他导演也有效。影片只要拍得好看，通过宣传让影片家喻户晓，方法要新颖就能取得成功。但是不能照搬。如果说借鉴，中国电影市场还是非常大的，中国电影观众还是非常喜欢我们的国产影片的，只要商业运作到位。成就大事情主要在决策层。创作上的张艺谋不和我商量。
影片拍完，发行和宣传我和任何人都不用商量。海外的由江志强负责，他也不用跟我商量。我们三个人各负其责。中国电影集团的老总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现在也承认，新画面很多做法，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他们未必能做。跟体制有关系，这种风险也不是谁都敢承担的。
我跟艺谋合作到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信任，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今天了。投资人和导演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导演希望多花，投资人希望少投。
《新周刊》:你们之间从来没有讨价还价吗？
张伟平:从来没有。他开出的单子，从来没有他说6000万，我说5000万。他是直接操作者，我再去吹毛求疵没必要，容易产生信任危机。他的人品在那儿摆着，拍《英雄》，制片主任说那些叶子40块钱，艺谋亲自去砍到30。我投资3个亿的片子，艺谋跑去亲自跟农民砍价。
张艺谋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工作
《新周刊》:外界通常对你的三个角色定位：商人、电影投资人、张艺谋的好朋友，三个角色里最看重哪个？
张伟平:当然是张艺谋的好朋友。我是东北长大的，艺谋是陕西人，我们俩在一块，真的有兄弟间的那种感觉，我对他的支持从没想过什么回报，电影对我来说，包括电影给我带来的荣誉和知名度，太不重要了。不是说漂亮话，我觉得没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的意义，从名声上讲，我觉得都是虚名。
《新周刊》:对于张艺谋，他应承担的文化使命中，哪个是当务之急？
张伟平:电影大师是张艺谋当之无愧的。只是《十面埋伏》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他的成功是有一系列作品奠定基础的。我们现在已经把电影定义成文化产品，张艺谋拍商业片，对他是一次冒险，为探索中国商业片的成功之路，他勇敢地尝试，精神和做法是可贵的，是值得我们支持和赞誉的。
如果没有《英雄》和《十面埋伏》这样的商业片，我们不可能夺回好莱坞商业片的市场份额。靠《红高粱》、《一个都不能少》，是肯定拼不过好莱坞大片的。
我们需要有民族特点的东西，也需要与好莱坞抗衡的大片，必须要有大投入的商业片，否则我们的文艺片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比如我们需要大超市连锁店，也需要燕莎赛特这种商城。从这点，我认为张艺谋的尝试是正确的，应该得到认可的。
《新周刊》:为什么你一直回避正面总结《十面埋伏》的不足？
张伟平:我觉得还不是总结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市场的进一步检验。骂声对我和艺谋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不会对影片的创作产生任何的影响。《十面埋伏》刚完事，新片又开始开机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张艺谋根本就没有停止工作。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会经过不断的努力不断地推出好的作品。
我希望再听听来自国内外的声音，我们需要一个理智的判断。还需要更多权威的专家和观众的公正评价。
《新周刊》:《千里走单骑》是不是希望通过艺术片重拾大师的尊严？
张伟平:也不是，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最早是刚刚拍完《活着》的时候，高仓健表示说就希望有生之年能跟张艺谋合作一把。当时没有剧本。准确一点讲，这个片子第一个考虑的是实现两个人的共同心愿。第二是艺术震撼力。第三位是市场。
《新周刊》:你认为我们的电影观众应该怎样评价张艺谋导演？
张伟平:事实胜于雄辩。艺术上，张艺谋的文艺片是中国导演中在世界上最受认可的。目前中国乃至亚洲没有一个导演能超过他，这是无可争议的。商业上，张艺谋拍出的《英雄》和《十面埋伏》是中国电影票房史上的奇迹，《英雄》2.5亿、《十面埋伏》1.5亿。
作为中国导演，我们可以保守地说：“20年没有人能超过张艺谋这个票房。”评价一个导演，无可争议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艺术一个商业，缺一不可。没有钱拍不成电影，但有钱也未必能拍出好电影。我认为张艺谋从艺术到商业，他都是中国电影导演中最成功的，也是无可争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