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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梓揭示成功圣经：
勤劳、节俭、诚实、守信
 曾宪梓
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梁中国 国际品牌联盟中国区首席品牌官
李复圣 北京山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对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70岁老人的从商体验和他的人生感悟。
在这位老人的内心世界当中，70年的风雨历程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与困苦。在他的内心始终坚持的精神财富又是什么？让我们用掌声请出曾宪梓先生！曾先生
您好！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对话》节目做客，来，请坐！
曾宪梓：大家好！
主持人：曾先生，很多人都把您称为领带大王，坦率地说在领带大王面前要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领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您喜欢别人称您为领带大王吗？
曾宪梓：不喜欢。
主持人：为什么？
曾宪梓：我不是领带大王，金利来领带之王。
主持人：那您自己呢？
曾宪梓：自己只是做领带一个行家，创造金利来的一个企业家，其实我是个穷苦人。
主持人：我想今天的您已经赢得了很多人尊重的目光。但是在1968年，您刚刚踏上香港土地的那一刻等待您的情景完全不是这样，您一定记得当时的情形。
曾宪梓：内心呢，我感觉对不起国家，因为一个山区的穷苦孩子，没有吃，没有穿
过的苦日子。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学校，那我就利用国家给我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学跟大学，1961年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1963年离开祖国，因为父亲的泰国遗产问题。
那离开以后，我踏进港英的那个桥头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了祖国吗？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个决心，回头望望那个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我就暗地里发誓。我这次出去以后，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面，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主持人：在您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您的这个愿望可能很难实现，是不是经过了一段比较苦的日子？
曾宪梓：可以说是苦，但问题怎么去看，怎么去处理，只要不偷、不抢、不骗什么工作都能去做。因此我到了香港，第一个半年呢，我就给我亲戚带小孩，人家就笑我你一个大学生，怎么来到香港带小孩呢，但是人笑，我认为无所谓。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感到很愉快能够胜任，而且在带小孩过程之中呢，也去了解香港社会。
主持人：我们特别想知道，您在香港最初的那段日子，有人说很苦，但是我们不知道苦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您身边有多少钱？您每天吃着什么样的食物。
曾宪梓：没有钱哪。我1968年，我1963年到香港去的，1968年回到香港，那就开创了我自己的事业，那我六千元是怎么来的呢。是我叔父给我的，您到香港的时候只有六千元钱，是我叔父给我的。
主持人：叔父给了您六千元钱，这六千元钱，可以花多久呢？在
曾宪梓：当时六千元钱，一天生活五十元，一个月就一千五百元。四个月吧，但是我把它当作本钱当作创造金利来领带厂的本钱，怎么会想到去做领带呢，创办一个金利来的领带厂，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跟泰国两地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叔父是做百货公司的，我哥哥是做领带的。
因此我在香港的时候，到很多领带厂，去买一些领带寄到泰国去，香港的领带厂都是家庭手工业，所以一看哪，你们看了也会做，一看就会的，没有什么多大的技术可言。
因此我进入领带行，为了是什么？解决投资问题。我有妈妈，我有老婆，我有三个孩子。我要一天要50元，解决生活问题，所以我在创业的时候，我不是介绍过了吗，我每天必须卖了5打领带，就是60条领带，我才能够养活我们一家，
主持人：卖60条领带对当时的您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还是说能够很轻而易举地，就推销出去60条领带？
曾宪梓：不敢想，是一个天文数字
，自己连话都不会讲，但是我有个任务，就是我卖不到60条，我就不回家。那么本来是批发，是应该一打一打这样卖的，但是为了我实现，每一天要卖出60条领带，所以我不论多少我也卖，一打的当批发，半打的也当批发，再卖不到
卖3条也好，再卖还没有完成任务，卖1条也好，要都按照批发价钱来卖，总之我要完成60条领带卖出去，我才回家。
主持人：但是当时你这60条完全是靠你自己，挨家挨户上门去推销，所有的人对你都很热情吗？
曾宪梓：不，我又不会讲。讲普通话也讲不好，当时讲广东话，我是客家人，也讲不好，老给那个商店的时候，给洋货部，给旅游局，旅游部门的商店都给他们赶，给他们赶出来，一进门就走，走。你快点儿走！像喊狗一样的。不知怎么想的，这个很伤自尊心啊。
有点气，但是不会伤自尊心，因为我由此讲个例子，一个故事，一个洋货部的老板，他专门做西服的，我就拿着领带跑进去，他就很大声地骂我吓我，那我就退出来了。因为我不知道，他骂我什么原因，首先检讨自己，是不是自己做错了呢？还是他有钱？他那个气焰比较嚣张呢？
我不管，我第二天下午，我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什么也不带，到三点多去他那个洋货部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有个习惯下午茶，那我叫了咖啡，请老板喝咖啡，老板，我昨天的举动，我向他道歉，并且请他指教，因此我们，本来他骂我，我心里面有气，但是我不敢有气，我要做买卖，我要学做买卖，我要找饭吃。
我要向他们老板学一点东西，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他就告诉我，为什么我昨天会骂你，会赶你。你也做生意嘛，我也做生意，我有客人在这里，你来干什么呢，你来以后，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
没有把他的生意做好，所以他骂我。因此以后呢，大家交换意见以后，就成了好朋友，以后他主动叫我，你把领带拿给我，我们需要卖领带。交了朋友，学会了一点点做生意，他还给我卖领带呢。
主持人：可能很多人做不到像您这样，当别人骂他呵斥他的时候，您反而觉得说我需要去接近他？
曾宪梓：知道他为什么骂我，知道他为什么呵斥我，希望自己能够从中来学到一些东西。
主持人：在香港的那段日子，你遇到这样的情形多吗？
曾宪梓：多啊，反正他骂我也好，我抱着个目的我要学，我要吃饭。所以一定要去，我一个做生物的人，怎么能够会做买卖呢，其实做买卖一点儿也不懂，所以必须在受苦中成长。
主持人：您现在还依然会经常想起，最初到香港的那段日子吗？
曾宪梓：想啊。
主持人：想到那段日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曾宪梓：苦中做乐吧。人生总是有个漫长的过程，我体会到了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首先要有自己的人品人格，我一个遵守的原则，就是勤俭诚信，实际上是八个字，勤劳、节俭、诚实、守信。
那勤劳呢，我可以创造物质、创造财富。节俭，我卖出去了。如果把那个钱都用掉了花掉了，资金很难积累，所以我就是节省，省吃俭用，可以积累我的资金。
那么在外面交往，生意交往之中呢，如果不诚实，你骗人，不诚实你交不上朋友。没有朋友，没有事业。守信，我当做是事业的生命，但是在一个商业社会当中，可能往往你都能碰到商业利益，和自己内心的坚持之间的冲突。
主持人：在你做生意这么长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冲突？
曾宪梓：什么问题都有，都碰到。问题就是我坚持的原则。一、我的领带是好的，是超水准的，跟世界名牌是一样的。但是我价格是低30％的，因此我做买卖的时候，我定下规定，就是凡是买金利来的领带的，必须一不准拣货，你要多少我给你批给你多少。
第二、现金交易。你先给我钱我再给你货，但是有一点，就是为了保障顾客的，老板的利益，那就必须你一年之内，一年到头，就允许他们有4％的，卖不出去的旧货，返新的货给他。保证他们公司不受到损害，这是我们金利来到现在为止，30多年都是如此的。
主持人：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有没有因为希望得到眼前的利益。而不得不做了，一些违反原则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让您出现过这种选择的考虑。香港社会什么事情都有，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曾宪梓：我讲个例子。有一年，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口头上要了我50打泰国式的领带。那我就用原来的价格卖给它，但是我去泰国的时候，由于泰国丝生产少，全世界都需要，一涨价涨了好高。如果我那些拿来的新货，要卖给他的话，按照原来的价格我要亏损好多。
但是这时候有些经理说，不交了，你反正没有合同，口头无所谓吧。
我说不行，口头说话也要算数，那时候我找到老板。我跟他说，我这50打是按照原来的价格给你，我是亏损的，但是今后的价格是按照新价格，我就把50打领带送给了他。
以后，不用我说他老板在香港那么小的地方，他跟商界朋友都说，金利来曾先生是最靠得住的，他完全可以不交你50打领带，但是呢，这个是金利来的信誉，跟曾先生的信誉是可靠的，所以这50打领带虽然亏了，但是在诚信方面赚了，建立了一个大家都知道金利来，曾先生的信誉，所以我做生意的时候，大家都很支持我。
主持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吃亏就是福，应验了那句中国人经常说的老话。当时的吃亏也赢得了人们对您对金利来的尊重。
曾宪梓：这不是刻意的，是从心底里面产生的。
主持人：在金利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刻让你觉得是属于比较危险的，或者说是属于难以度过的时刻？
曾宪梓：我告诉大家个例子，1973年是整个香港股灾的时候，香港经济非常困难但是我的生意很好，但是由于我们很被动，要老板，要公司限货、订货、送货。他才能够进货，由于他进货的钱，公司是规定的，一年进领带多少。他已经进完了，不能再进了，你领带再好卖他也不进了，那我怎么办呢？
我跟那个老板商量，先讲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你借个台子给我，我自己送来，我自己卖，大家分成，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困难情况下，我就提出这个方法，你们说的是专柜，就是英文说Count（专柜），就是可以讲是金利来创造的。
通过这个方法，不但我们不用让那个老板控制我们，眼前靠自己，靠主动点自己，自己拿去卖不受他的限制，自己定价自己对顾客，自己派人去销售，这样做比卖给他，由他们自己卖呢，我们生意会高出五倍，当时来讲，是个很好的很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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