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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本作家几米回首成长历程
 作者：
南方周末
“一个童话诗人，在安静的世界里。”这是一位女大学生对几米的印象。因为喜欢几米笔下那个世界的美好和淡淡哀愁，她从偏僻的郊区赶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只为了看一眼几米。
在精心的筹备下，一个包含了电影展、画展、舞台剧、新书发布的“几米感性生活艺术季”的商业推广活动在上海、北京分别举行。在商业力量的驱动下，一直躲在书本后远离人群的几米也走向了前台。
7月10日上午10点，是几米与记者约定的采访时间。记者早早来到约定的大公馆内。时间已至11点，仍未见到几米出现。接到新闻联络人的电话，说是几米父亲病重，几米在住处等待进一步的信息，采访取消(而根据记者11日晚得到的消息是上海墨色一名离职员工在7月9日晚，进入几米入住的酒店房间，要求几米处理此人与上海墨色的劳资纠纷，此事虽经报警得到处理，但对身体不适的几米的情绪仍然造成了影响)。
取消的采访在下午4点得到了恢复。在上海东湖路7号大公馆内的阳光餐厅内，瘦小的几米刚刚从卫生间出来，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的眼睛不大好，几乎看不见你。我有接受过你们报纸的采访。”长期的案头工作，对他的视力影响很大。在采访中，对视力下降的抱怨他说了好几次。
看上去，身穿浅色衣服的几米像个怯生生的学生。在采访的一个小时里，几米时而双手捂脸，时而用双臂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一直看着窗外的树和天空，磕磕绊绊地回答着记者的问题。看得出，和一个陌生人的交谈他还是不大习惯。
“我不是个羞涩的人，但我不习惯面前有很多人，在自己家里就很轻松，不习惯别人赞美我，更不习惯面对镜头。”十年的时间里，几米习惯了独自一人工作，因此一到人多的地方，就会没有理由的紧张。
当记者给他拍照时，几米的脸上流露出的是尴尬和紧张的表情，甚至还有点慌乱。采访时坐得远远的经纪人跑了过来，和几米说了几句话，记者才借此完成了拍摄工作。
成名的变化
记者：两年前，你在大陆还不为人知。两年后，你已成为受到关注的公众人物，你是否习惯这样的变化？生活有什么改变？
几米：因为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所以还好。但事实上也并不是很习惯，因为不习惯那么多的关注，大家都看着几米，我是背负着几米的书的那个形象，确实是给我一种压力，这个压力让我总是担心他不是读者想象的那个几米。
从去年到今年，这个情形比较严重，感到外面(社会)的拉力很强，以前书没出这么多，没有和电影媒体的结合，就比较单纯，现在有了电影，有了舞台剧，大家就会对几米比较好奇，那我总是觉得应该去出现一下，所以这两年慢慢我觉得有点无法抵抗那样的东西，在公众面前，我的出现有一点可能算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还是把95%的时间留给自己和我的创作，出现在媒体的面前就1%，但是因为受到关注之后，这个1%的扩张力就让大家误以为我花90%的时间出现在媒体面前。
记者：现在参加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你不像以前那样紧张了，在电视里做节目看到你更善于表达自己了，性格也开朗了很多。
几米：我觉得自己没有更加外向，不过以前确实更加内向。以前媒体采访很少，所以相对来说大家对我的印象退得很后面。现在老实说，一方面也是接受了不少这方面的训练，常常面对不同的媒体，另外一方面，当你作品比较多，你也能够更加清楚地讲述自己的东西，所以你也能够变得更加自信。
如果你要和我谈别的，我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可是如果你要和我谈我的作品，我就有一种自信出来。这种自信可能会让别人觉得我可以谈了，不像以前那样了。
记者：从自己的安静的内心世界里走出来，面对着这么一个喧嚣的社会，一个现实社会，你是怎样一步步接受它的？
几米：其实纵使是现在，我大部分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安静的世界。大家认为我现在比较开朗或者怎样，其实以前同样也是接受媒体采访，可能在报纸上只是一个小小的版块，但是现在我就被放得很大，给人感觉是我慢慢陷入这个喧嚣的社会里去了。
实际上并没有，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创作，生活结构基本和以前是一样的。过去我是非常吝啬去分享的，我会觉得去分享不如自己回去创作。可是现在我觉得，分享也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也喜欢创作的朋友，我会有一种反馈的感觉。
电影和舞台剧
记者：你的作品改编的两部电影，你有什么看法？更喜欢哪一部？
几米：两部我都看了。当香港的导演王家卫以及杜琪峰来找我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受宠若惊，“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啊？我这么小的几页的东西？你为什么有兴趣？”
虽然这是现实，但是我心里有很多的疑惑。直到签约，我才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在等待的过程中，是充满期待的，我会去憧憬男主角是谁，女主角是谁。
《向左走，向右走》是比较扣着我的绘本在做，而且这个作品本身故事性就比较强，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感动就多一点，你会惊讶地看到导演如何把一个平面的东西和真实相结合，而且剧本编写得非常巧妙，许多我在书里想到但是没有画出来的东西它都帮我做到了，而且这基本上算是一个蛮紧凑蛮适合大家去看的电影，你可以带着微笑去看，去感动。
而《地下铁》对我来说是蛮复杂的。因为一开始王家卫就告诉我，他并不是要去呈现几米的故事，几米的视觉，而是要去呈现几米的味道，几米的感觉，所以必然是作了很大的修正。
出于作者的自私，我还是比较想看和我比较接近的东西，或者说是更忠实于我作品的东西。但是《地下铁》有两岸三地这么棒的演员，还有梁朝伟在里面演一个盲人。而且，它放在圣诞节推出，在那样寒冷的季节，尤其是在有个寒冷冬天的城市，看那样温暖的片子，还是感觉不错的。
记者：相比而言，电影和舞台剧，你更喜欢哪种形式？
几米：舞台剧。电影是导演的。《地下铁》这本书呈现的时候就是用舞台剧形式来呈现，它是用非常节奏性、非常单一性来呈现，所以和舞台剧结合是非常紧密。
我觉得当然是舞台剧和我的作品更切合一点，因为舞台剧用了大量我的图画去做场景的变化，可是电影没有，电影要真实，它选择了上海、香港和台北的地铁去追寻，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孤单的感觉
记者：你的作品是远离人群创作的，现在，把这个童话放在很热闹的商业社会里，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你持什么样的态度？
几米：一方面说来，也许因为商业化的过程让我更专心的创作。比如说以前可能很辛苦画了一年两年，但是书没法满足生活，于是我得去做别的事情，但是现在我的书卖到很多国家，于是我可以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去创作。
我是一个普通人，还是要和人一样生活。我们不能像鱼一样随着绿色的鱼缸在森林里漫步，随着鱼缸在小桥上看星星。这些都只是梦想，许多人因为没法这样做而喜欢它。可是作者本人越来越老，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脱离他创造的东西。
我早期一年专心可以画两本，那时候我还不是那么几米，我很专心地画，而且好想画好想画，我就努力画。到后来，由于参与进更多的商业活动，我就没办法在很短的时期内专心，这个创作的过程就必须拉长，以前一年画一本，现在两年画一本。
在这两年发生很多事情，就会进入我的故事，我会随着变化不断修正。以前短时间做的东西，可以用比较抽象的形式去处理，现在长时间的话，许多生活中的东西就进来了。
我在画《幸运儿》的时候，是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那时候我已经是几米，已经做出了《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微笑的鱼》等作品，许多的人在等着看几米你还能搞出什么花样来，我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压力，那种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也就呈现在我的作品中，那种焦虑，那种巨大的悲伤，因为我自己觉得不可承受。
记者：《幸运儿》中，董事长表面风光热闹，内心寂寞和孤独，后来变为一只鸟飞走，其实也反映了你成名后的某种心态。
几米：是有这种感觉，那是人的矛盾。很多人看几米，觉得他很梦幻，很怎样，可是我有很多悲伤是讲不出来的，因为这样的感觉大家会觉得你不该有的，因为你什么都有了，而且你在创作上也做了一些让大家看到的东西。
那天，马龙·白兰度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这么有钱，那么有名，可是我人生的痛苦并不能减少，我还是那么的痛苦。”
《幸运儿》的确是比较特殊的作品，的确是在几米成名之后创作的，但是早期来做的话，我是做不到，因为我感受不到。对创作者来说，创作往往是会透露作者的秘密。
而且当时画《幸运儿》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忧郁症，那段时间常常失眠、忧虑、情绪波动很大，断断续续的，我总觉得做不下去了。当我做完的时候，感觉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对我而言，《幸运儿》是一部非常大的作品，相对于它的题材，它的寓言性是很大的。许多人因为它的悲伤而不买它或者不喜欢它，可对我来说，向世界证明了几米也能画这样的东西，我不完全是那样轻巧漫画。
我的其他作品都有快乐光明的结局，我曾经觉得我都拥有不了，所以我要给他们有。但是《幸运儿》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在画他的时候，我已经不再那么在乎幸运的结局了，我反而要让他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快乐结局的故事，他已经不是人不是兽，他必须一个人孤单。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非常高的孤单，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每个人都会孤单的离去，无论飞到哪里去。这种孤单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但是在这本书的故事性上，特别强烈。
以后我可能不会有这么重这么大的东西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越来越吃力了，我的眼睛已经蒙蒙的，你来的时候几乎就看不清楚。而且我的体力也难支撑起这么长的东西，我会再让它短一点。
诗与心灵最近
记者：在您的作品里，引用了很多诗歌，甚至在《月亮忘记了》的题头，就是“献给诗人”。诗歌对你有什么影响？
几米：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念的诗不多，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我很喜欢去念比较短的东西。当我画《向左走，向右走》的时候，我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画这个故事，我为什么要这么残忍，让他们一直错过错过，有这么多的故事，我为什么选这个，我不太理解。
等我把故事画完的时候，我想在前面加个什么东西来做o pening，我就开始翻诗，当我翻到波兰诗人辛波丝卡的时候，看到“他们彼此深信，是瞬间迸发的热情让他们相遇。这样的确定是美丽的，但这样的不确定更为美丽”。
我受到很大震撼，天啊，我画这么久这么多页，就在等这句话，只是我的语汇太少，我的敏感度不够，说不出这样的东西。诗人四句话，已经把我整本书要说的东西涵盖进去。
然后是《地下铁》，我又看到“何其幸运，无法确知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作者也是辛波丝卡——编者注)就像盲人，他们看不到，我们看得到的也是一样。
我常常想不通，诗人们的脑海里怎么能蹦出那样的意象。我在《幸运儿》里也放了许许的作品，他还是愿意相信黄昏会出现七彩的彩虹，纵使人间有这么多的变化。
记者：你喜欢哪些诗人的作品？
几米：当然有很多。有的其实我都读不懂，那些古典类的，或者很讲究韵脚，讲究字型的美妙。可是我很喜欢那种意象，喜欢那种感觉，还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台湾的夏宇，给《地下铁》舞台剧写歌词，我觉得非常棒。比如说：“我必须确定，你非常爱我，因为我渐渐看不见了。”我一听，美呆了。或者说在失明前想要记住的47件事情，他就一件件说出来。看到他的诗，我就好想为他的诗画本书。因为他的“发光的一条公路，两边都是梧桐树”。
简简单单，就把一幅画面表现出来了。我获取诗的意象都是一个大块的东西，比较没有一个单幅的东西，但是我画插画的，也常常在散文和小说中截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记者：绘本作品里面文字也非常优美，你会选择做一本纯文字创作吗？
几米：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靠图像来支撑我的文字，因为图像本身说的故事，把我的文字种种毛病都掩盖了，一旦失去了图像，我就会变得非常的不自然。
都是那场病
记者：当初你从做广告转行画绘本的时候，有没有遭到家人的反对？
几米：从来没有，其实我离开广告公司，我内心起了很大的挣扎，离开这个行业，你投资了十几年的青春，这个青春要轻易放弃吗？这个是很难以割舍的，这还是自己的问题。当时台湾有很多的漫画家，我当时想，我喜欢绘本，为什么没有做绘本，那我就来画吧。
记者：你曾经遭遇一场大病，这场大病对于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几米：如果没有生了一场病，我可能什么事都会想做，但是生了病之后，我知道我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画图，那就是创作，同时它让我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敏锐，让我发现了很多的东西，这一场疾病的低潮却让我产生了另外的高潮。
记者：如果没有这场疾病，你会选择什么职业？选择怎样的生活？
几米：这个假设太困难，没办法假设。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场疾病，我可能不会这么专注的创作，因为我对生命会有更多的期待，我会去做摄影、去做旅行家、做很多不同的尝试，但是我没办法认定这是我惟一可做的，我甚至可能会回广告公司做创意。
我有无限的可能，可是生命掉到谷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抓的浮木并不多，我惟一可以做的就是画图，我不用去公司上班，在家里就可以完成作品。那是我惟一的，也是仅有的。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难去回头的。
我猜想如果没有生病，也许我生命里就没有小孩。生活就会不一样，有许多朋友、社交等东西。我也觉得自己很奇怪。
记者：你对生命的态度很理性，对待死亡也很坦然，这有没有受到宗教方面的影响？可以谈谈你的信仰吗？
几米：我没有很清楚的宗教信仰。我曾经觉得死亡很遥远，我无法理解死亡和病痛，因为我觉得那是老年人的事情。可是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它忽然来了，就像开关一样按一下我的死亡，我才知道原来和它这么近。
正是因为我经历过，就开始慢慢接受它，把它作为我的一个部分。我以前天真地以为那是祖父祖母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可是当我经过病痛后，觉得它和我息息相关。
以前我不敢去急诊室，不敢去癌症病房，因为看到那些东西我会害怕，但是多年后我可以了，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一部分。这个和宗教没关系，和我经历过死亡，曾经躺在死亡的左右有关系。
记者：你的创作过程伴随着女儿的出生和成长，她给你的生活、你的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几米：我1995年生病，我太害怕了，无尽的害怕，那时正值生命的高峰，原本是那么无忧无虑，却突然一下子倒下来，而且也许永远爬不起来，真害怕从此说再见。
女儿是1997年1月来的，在我生命最幽暗的日子里。那时我对未来没有定数，不知道我的疾病会有怎样的变化，实在是害怕极了，我真的太需要这样一道温柔的光线。
女儿一出生，我就开始创作，她几岁我就创作了几年。她一直在我身边绕，所以我很难清楚地说明自己受到她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她确实一直在影响着我，她的调皮，她的幼稚，或者有时候她说一句特别离奇的话，我就会放在我的作品里。
我记得前一阵她说了一句话：“为什么我永远看不到闭着眼睛的我？”我就觉得她说了句好棒的话，就对她说，我要把这句话放到我的书里去，然后她就会每天对我说：“爸爸，为什么我永远看不到闭着眼睛的我？”
可是每天说，我就觉得够了不要说了烦死我了。小孩子有时候的一些童言童语，可能会教育到我的作品，让作品更加有趣，因为我的创作是伴随着她一起到来的，现在我自己都很难清楚的切割出没有她的影响下的几米会是什么样子。
记者：你看过她在《地下铁》里的演出吗？感觉怎么样？
几米：我天天都陪她去，还要把她带到舞台上去定点，然后悄悄走下来。看第一次的时候很感动，但是很多次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每次不能在观众席上好好地看演出，而是都要上去负责帮她定位。
这次因为家里状态有变化，所以我行程有改变，本来她要过来的，现在不能成行，只能在上海找个小女孩代替她的角色。她的表现很不错的，因为基本上我们不是很了解小孩，尤其是这么小的小孩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什么才是好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小孩都能做到她那样，反正我觉得她的表演还蛮专业的。
记者：你还有梦想吗？
几米：在创作上，我还想做出几本像《向左走，向右走》这样既简单、大家又喜欢的东西，希望我的作品越来越简单，这也是我最近在尝试体验的。
我想摆脱《幸运儿》、《地下铁》那样子。我想要更简单的形式，我不要那样充满意象，充满了画中有画。我说的简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因为做砸了就是肤浅，做得简单又能很好，那是我的梦想。
还希望能有长篇的作品出来，我也可以开始考虑不画了，因为我确实感到疲累。在生活上，一样要更简单，要学习更会享受人生，享受生命赋予的很多东西，现在我在享受的是创作的热切和压抑的快乐痛苦，可是我没有享受生活。
每天天亮，我就开始创作，那就是生活的全部。我希望那部分能少一点，能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想要放弃不画了，如果我足够勇敢的话，我想洒脱地说我不画了，只怕我又贪恋很多东西。
记者：现在在忙什么呢？
几米：最近我在大陆作完活动后，会回到台北要开始下本新书的创作。另外台北6月已经出了本新书《履历表》，大陆这边出版会慢一点。
接下来我可能会出版一本跟猫有关的书，我养了三只猫，可是那都是我之前在杂志或者报章发表的作品，我真正做的长篇是关于石头的故事，我希望可以在明年把它做完，但是不一定，因为人生里的变化太多了。 |
